冯骥才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20xx年3月24日，入围中国出版集团公布20xx年第二期“中版好书榜”。下面是第一范文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冯骥才新年优美散文，供大家欣赏。
冯骥才新年优美散文：鼠年的滋味
鼠年颂龙，鼠年夸猴，鼠年赞牛，鼠年呢?友人说，你脱脱俗套说点真实的吧，你属马，也最知鼠年的滋味。
我回头一看，倏忽已过了五个鼠年。咀嚼一下，每个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样。
我的第一个鼠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来母亲先怀一个孩子，不料小产了，不久就怀上我，倘若那孩子——据说也是个男孩子"地位稳固"，便不会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种幸中之幸。第一个鼠年里我一落地，就是匹幸运之马。
第二个鼠年是1954年，我十二岁。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没有大战争，吾国没有政治运动。我一家人没病没灾没祸没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忆起那个鼠年来，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则无忧无虑地踢球、钓鱼、捉蟋蟀、爬房、画画、钻到对门大院内去偷摘苹果。并且第一次感觉到邻桌的女孩有种动人的香味。这个鼠年我是快乐之马。
第三个鼠年是1966年，我二十四岁。这年大地变成大海。黑风白浪，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红卫兵占领四十天，占领者每人执一木棒或铁棍，将我的一切，包皮括我的理想与梦想全都淋漓尽致地捣个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面，人的负面，并发现只有漆黑的夜里才是最安全的。我还有三分钟的精神错乱。这一鼠年我是受难之马。
第四个鼠年是1978年，我三十六岁。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写小说。第一次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自己的书《义和拳》。但我真正走进文学还是因为投入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洪流。到处参加座谈会，每个会都是激情洋溢，人人发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作家们都为自己的思想而写作。我"胆大妄为"地写了伤痕文学《铺花的歧路》。这小说原名叫《创伤》，由于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起激烈争论，误了发表，而卢新华的《伤痕》出来了，便改名为《铺花的歧路》。这情况直到11月才有转机。一是由于茅盾先生表示对我的支持，二是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刚刚复刊的《收获》上发表。我便一下子站到当时文学的"风口浪尖"上。这一鼠年对于我，是从挣扎之马到脱缰之马。
第五个鼠年是1990年，我四十八岁。我的创作出现困顿，无人解惑，便暂停了写作。打算理一理自己的脑袋，再走下边的路。在迷惘与焦灼中重拾画笔，却意外地开始了阔别久矣的绘画生涯。世人不知我的"前身"为画家，吃惊于我;我却不知这些年竟积累如此深厚的人生感受，万般情境，挥笔即来，我也吃惊于自己。在艺术创作中最美好的感觉莫过于叫自己吃惊。于是发现，稿纸之外还有一片无涯的天地，心情随之豁然。这一年的我，可谓突围之马。
回首五个鼠年才知，这鼠年的滋味，酸甜苦辣，驳杂种种。何况本命年只是人生的驿站。各站之间长长的十二年的征程中，还有说不尽的曲折婉转。我不知别人的本命鼠年是何滋味，反正人生况味，都是五味俱全。五味之中，苦味为首。那么，在这个将至的鼠年里，我这匹马又该如何?
前几天，请友人治印两方，皆属闲文。一方是"一甲子"，一方是"老骥"。这"老骥"二字，不过是乘一时之兴，借用曹操的诗，以寓志在千里罢了。可是反过来，我又笑自己不肯甘守寂寞，总用种种近忧远虑来折磨自己。看来这一年我注定是奔波之马了?
冯骥才新年优美散文：年夜思
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比如"大年根儿"。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就好比一棵树，最后只剩一点根儿——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岁月的空寥，还有岁月的深浓。我总会去想，人生的年华，到底是过一天少一天，还是过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够劲儿了。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陰影，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们儿时对年的情感里。
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交接时燃放烟花炮竹，一是熬夜。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我怀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炮打双灯"，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们。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里，不胜困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近而显得特别大。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以保平安。
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些罢了。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70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观念。卖主是上帝。冻鸡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猪的"后座"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做年饭的第一项大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记忆中的年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米，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黄瓜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70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中吃到一次。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水位"。我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贵，往往就是因为人们把生活的企望实现在此时的饭桌上。那些岁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来实现出来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里把现实理想化，过年时把理想现实化。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年饭还有更深的意义。由于年饭是团圆饭。就是这顿年饭，召唤着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员，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为了重温昨日在一起时的欢乐，还是相互祝愿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无碍和人寿年丰?此刻杯中的酒，碗里的菜，都是添加的一种甜蜜蜜的黏和剂罢了。那时，父亲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钻进他的陰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饭。他那时挨整。每天的惩罚是打扫十三个厕所，冬天里便池结冰，就要动手去清理。据说"打扫厕所就是打扫自己脑袋里的思想"。于是我们的年饭就有了另一层意愿——叫他暂时忘了现实!可是我们很难使他开心地笑起来。有时一笑，好似痉挛，反倒不如不笑为好。父亲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关于年的记忆中。每年的年夜都会拿出来看一看。
旧时中国人的年，总是要请诸神下界。那无非是人生太苦，想请神仙们帮一帮人间的忙。但人们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会伸手帮一下吗?中国人在长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痹自己。1967年我给我那时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宽斋。宽是心宽，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宽也是从宽，这是对那个残酷的时代的一种可怜的痴望。但起了这名字之后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钳子死死钳住了一样。记得那年午夜放炮时，炸伤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长时候不能握笔。
我有时奇怪。像旧时的年，不过吃一点肉，放几个炮。但人们过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那时没有电视春节晚会，没有新春音乐会和新商品展销，更没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这一切，为什么竟埋怨年味太淡?我们怀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种方式过一次年，一定会觉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误解了年?
我们总以为年是大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反面便是，有吃有喝之后，年就没什么了。其实，吃喝只是一种载体，更重要的年赋予它的意义。比如吃年饭时的团圆感、亲情、孝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祝愿。正为此，愈是缺憾的时候，渴望才来得更加强烈。年是被一种渴望撑大的。那么，年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当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决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是现实梦想的大表现。正因为这样，年由来已久;年永世不绝。只要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灯笼就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
写到此处，忽有激情迸发，奔涌笔端，急忙展纸，挥笔成句，曰：
玉兔已乘百年去，
青龙又驾千岁来;
风光铺满前程地，
鲜花随我一路开。
一时写得水墨淋漓，锋毫飞扬，屋内灯烛正明，窗外白雪倍儿亮。心无块垒，胸襟浩荡是也。
白发
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
"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
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
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登一登。
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托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
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作?"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她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她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茹苦含辛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她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
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她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她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她却说：
"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
我一怔。赶忙用眼皮噙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
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她，请她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再，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啊!
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渐而成了负担。
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陽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澈，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
"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旺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
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冯骥才新年优美散文：书斋一日
——新岁开篇
一如日日那样，晨起之后，沏一杯清茶坐进书房里。书房是我的心房，坐在里边的感觉真是神奇之极。听得见自己心跳的节率，感受得到热血的流动，还有心之温暖。书房的电话与传真还通向天南地北。于是朋友们把他们富于灵气的话送了进来。昨天与身在地冻天寒的哈尔滨的迟子建通话。谈到我一个月前在地中海边寻找梵·高的踪迹之行。谈到她的宏篇巨制《伪满洲国》。谈到大雪纷飞中躲在屋内写作的感觉。她说惟冬天书房里的陽光才真正算得上是一种享受。我说，夏天的陽光照在身上，冬天的陽光照在心里。书房里的谈话总是更近于文字。
书桌对面的一架书，全是我的各种版本。面对它，有时自我的感觉很好很踏实，由此想到可以扔下笔放松一下喘息一下了;有时却觉得自己的作为不过如此，那么多文学想象远没有写出来，这便恨不得给自己抽上一鞭子，再加一把劲儿。
人回过头时才会发现：做过的事总是十分有限。
今天坐在书房里，这感觉更是强烈。甚至有一种浩大的空荡。陌生，未知，莫名，一片白晃晃，虚无而不定;我从未有此感受;房中一切如旧，这从何而来。难道这就是"新世纪"之感吗?
静坐与凝思中，渐渐悟出，这新世纪并不是一种可见的物质，而是无形的未曾经历过的时间。现在，以百年划分的时间已经无声地涌进我的书房。但它并没有把我的书房填满，相反却将原先的一切辛劳全都排挤出去。昨天的一切全不算数了!此刻我站在这个全新的巨大的时间里，两手空空如也，我还没有为21世纪做一件事呢!
时间只是一个载体。你给它制造什么，它就具有什么。时间不会带给你任何"美好的未来"。它是空的。它给你的只是时间本身。然而这已经足够了!其实生命最根本的意义，不就是任凭你使用和支配的短短的一段时间吗?
来不及去推想生命的时间意义。却见眼前的事物竟发生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变化——
屋中的一切。除去那些历时久远的古物。现今的这些家具器物，书籍报刊，乃至桌上的钢笔、台灯、水杯等等，在世纪的转换中，一下子都属于了那个过往的百年。从明天的角度看，眼前这一切全都是20世纪的文化。而我现在不正是坐在一种具有20世纪风格的迷人"历史文化"中吗?这感觉竟然这么奇妙!
我们的生命跨进了新的世纪。然而我们的身体却置身于昨天的物质中。再去体验我们的生命的深处，那里边也带着重重叠叠、与翻滚的历史?于是我明白，历史不是过去时。历史依然鲜活地存在现实中，存在我们的生命中。历史应该是我们经验过和创造过的生活的一种升华。它升华为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并结晶为一种财富，和我们的血肉生机勃勃地混在一起。我们在历史中成长，因历史而成熟，我们永远受益于历史——无论这历史是光荣还是耻辱甚至是罪恶的。这因为历史的顽疾总是要反复发作的。
屋角的一盆绿萝长得旺足，本来它是朝着照入陽光的窗子伸展去的。我却用细绳把它牵引到挂在屋顶的一块清代木雕的檐板上。它碧绿可爱的叶子在这缕空的雕板间游戏般地穿来绕去。那雕板上古老的木刻小鸟竟然美妙地站在这弯曲而翠绿的茎蔓上了。这一来，历史变得生意盈盈。
不断电话铃响，把我线性的思绪切断，接连到远远近近各种话题。这些话题无不叫我关切。王蒙照例是轻轻松松像戏说三国那样笑谈文坛，天大的事在他嘴里也会烟消云散;奇怪的是今天他的嗓门分外的大，中气足，挺冲，好像刚打了一场球，还赢了分，是不是因为他方才闯进了新世纪的大门?李小林在电话中说，九十六岁高龄的巴老今天真的跨世纪了，而且身体状况十分平稳，这可是件喜事，叫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欧洲一位媒体的朋友来电祝贺新年，当她听说国内的市面上已绽露出春节的气象，便勾起回忆，情真意切地说起她儿时的种种年俗，使我忽然懂得最深刻的民间文化原来在最严格的风俗里。由此我滔滔不绝谈起我那个"恪守风俗"的文化观。说着说着，忽然想到是对方花钱打来这个越洋电话的。于是匆忙说声"对不起"便撂下话筒……
这时传真机嗒嗒地响。一张雪白的带字的传真纸送出机器。原来是山西作家哲夫传来的。他昨天夜里传来的一纸也是同样的内容，看来他很急迫。他还是那样十万火急地为中国危难重重的自然生态呼吁。他说他写在长篇纪实《中国档案》里所谓淮河将在20世纪结束时变清的那句话已经完全落空。淮河如今差不多成了一条臭河。我们的大自然真的已是"鸡皮鹤发"，脆弱之极。他要我帮他一齐呐喊。他相信我会担此道义。他还说，他已经无力再喊下去了，他想不干了。
他这份传真叫我陡然变得沉重。一下子，我的书斋变暗变小，我好像被紧紧夹在了中间。我想到这些年我固执地为保护人文生态而竭尽全力地发出的那些呼喊，最终成效几何?接着我又想到梁思成先生。他曾经也激情昂然地呼喊过，北京城还不是照样拆了。梁思成是不是白喊了?当然不是——我忽然明白——他的呼喊，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精神。一种知识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今天的呼喊不是在延续和坚持着这种精神吗?于是我抓起电话打给哲夫。我说：
"如果我们闭住嘴，那才真正是一种绝望。你应当看到，现在这呼声已经愈来愈大，未来的社会一定会在这呼喊中醒来。你要坚持下去!"
通过电话，我忽然想，这大概是我在跨世纪的书房做的第一件事。或者说，我首先使我们要做的事情跨过了世纪。因为我坚信，上世纪没有做成的事，下个世纪一定会做成的。
此时，我感觉，我的书斋在一点点发亮，一点点阔大起来。
